《金瓶梅》

    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萧相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专程从远道而来的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萧相恺先生，大家欢迎。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中，世情小说是一个独特的品种，比起志怪、侠义、传奇和神魔小说来，它出现最晚，却一下子打破了小说的传统写法。在中国古代的世情小说中，以《金瓶梅》为真正意义上的开山之作，而《红楼梦》被视为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从《金瓶梅》到《红楼梦》，演示着世情小说的流变与发展。为能更好领略古代小说中的世情小说，有请萧相恺先生为我们演讲《从〈金瓶梅〉到〈姑妄言〉到〈红楼梦〉》。大家欢迎。

    各位女士、先生，上午好。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从《金瓶梅》到《姑妄言》《红楼梦》”

    在正题开讲以前，先要作些说明：

    第一，前面已有好些先生作过很好的学术报告，他们是《金瓶梅》《红楼梦》研究的“大家”，在他们讲过之后，我再来讲有关《金瓶梅》《红楼梦》的一些问题，坦白说，心里有三怕：一怕我讲的与先前一些先生讲的有重叠甚至重复的地方；二怕我讲的与先前某些先生讲的有相悖的地方；三怕在大家们面前，形出自己的无知浅薄。

    第二，从讲座的题目，大家也许可以看出，我所讲的，是个具有小说史性质的问题，因此虽然讲的是从《金瓶梅》到《姑妄言》《红楼梦》，有些《金瓶梅》出现以前的有关小说史上的问题也不能不稍稍提及；而从《金瓶梅》到《姑妄言》《红楼梦》之间（万历十至二十年1582-1592――乾隆二十七、二十八年，1761、1762，约一百七八十年）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小说很多，讲座的时间有限，却又不可能细讲、全讲，这就有点不该讲的讲了，题内应该讲的却又多有没能讲，或没能展开讲的意味。岂不又是件遗憾的事？

    但既然来讲了，也就顾不得许多了。我想，重叠之处，在所不免，大家应当能够理解，就只当温习一次吧，好在古人有“温故知新”的名言；重复的地方呢，不是我有意学舌，有句老话，是“英雄所见略同”，我虽不算英雄，诸位“大家”则是英雄无疑，将这句话稍作修改，借来一用，是“所见与英雄略同”。说到相悖的地方，我想说明的是，绝不是我为了标新立异，有意与其他专家唱反调，我只是要讲出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得罪之处，还请原谅。好在前面讲过，其他的专家乃是“大家”，“大家”风范嘛，包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不在范围之内的讲了，范围之内的多有没讲的遗憾则只好留着，因为这是不得不如此的事情，也敬请大家谅解。

    好，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下面我就分几个方面来讲：

    一

    在我国的小说史上，曾经出现过许许多多的小说。撇开文言小说不说，我个人目验过的，截至辛亥革命的1911年为止的通俗小说，就有八百多种；八十年代后期，我和欧阳健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著录的小说则有一千二百种左右。近期，我在做《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补正》，又收得八九十种之多，还有些躺在图书馆里或保存在藏书家手中没有被我们发现的通俗小说，总共算来，应该有一千三百来种。

    从题材的角度看问题，所有的这些小说，大约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写的是鬼神，它表现的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一类是记人事的，写的是现实世界的真实生活。写鬼神的，鲁迅称为“志怪书”“神魔小说”，也有人把它们叫“志怪”、“神怪”、“灵怪”小说。记人事的就比较复杂了，其中描写军国大事的称为“历史演义”小说，主要写英雄事业的，有人称它们“侠义小说”，也有人把它们叫做“英雄传奇”小说，重点在写破案断狱的叫“公案”小说，等等，还有一种世情小说。

    世情小说也是记人事这一类中的一种。所谓“世情”，指的是世态人情。揣摹“世态人情”四个字的内涵，结合中国小说发展的实际，世情小说应该是指那些以描写普通男女的生活琐事、饮食大欲、恋爱婚姻、家庭人伦关系、家庭或家族兴衰历史、社会各阶层众生相等为主，来反映社会现实(所谓“世相”)的小说。

    很明显，《金瓶梅》《姑妄言》《红楼梦》都属于世情小说这个系列。

    由于题材的不同，世情小说在艺术上也有与其它小说很不相同的地方：

    一、从故事情节说。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公案侠义、神魔灵怪等小说，故事情节是以“奇”为胜，“离奇古怪”是这些小说的故事基调。神魔故事本身便具有奇幻的特点，最容易耸动人的听闻。中国早期的小说（比如魏晋南北朝的小说）之所以以志怪为主，除了宗教方面的原因，鬼怪妖魔故事很容易耸人听闻恐，恐怕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到了宋代，中国小说的发展早已进入自觉阶段，“说话人”对于灵怪题材的兴趣，依然十分浓厚。有一部书，叫《醉翁谈录》。这部书里面记载了宋人“小说”类“说话”的名目，共分为八类，其中“灵怪”“烟粉”“神仙”“妖术”占了极大的比重便是明证。“公案”小说于奇之外，更讲究故事的曲折，但曲折的基调仍然是“奇”。历史演义写的虽是历史事件，而叙写之中，素材的选择，注重的实际也是个“奇”字；英雄传奇就更是以出“奇”制胜了：比如说，《三国演义》虎牢关三战吕布、官渡之战关公温酒斩华雄，长坂坡赵子龙救阿斗的情节，关云长的赤兔马、他的那柄重八十三斤的大刀，他离开曹营，过五关斩六将，一次次遇险，一次次化险为夷的情节；《水浒传》写宋江发配江洲，一次次被打劫的抓住，又总是在要被开膛剖肚或投进江中的时候，一次次地被听说过他的大名，因而崇拜他的人偶然发现，救了下来故事；《说唐》小说中薛仁贵三箭定天山等情节；《说岳全传》写岳飞为大鹏鸟转世，写他获得沥泉枪、枪挑小梁王、岳夫人在岳飞遇害后充军云南又巧遇梁王妃，还有气死兀术、笑死牛皋等情节，这一件件，一桩桩，哪一件哪一桩不透出一个“奇”字？

    但世情小说就不同了，它虽也讲究情节的曲折，但作为这曲折基础的首先是“真”，是以“真”取胜。因为世情小说叙写的是现实社会，与跟现实社会的人隔膜一层的历史不同；叙写的是世俗社会，与斑驳陆离的灵怪世界不同；叙写的是普普通通的人物，与英雄、圣贤、超人不同。世情小说叙写的种种情事，描写的种种人物，大家平常都看得见、摸得着，作品若不贴近真实生活，人们很容易觉出它的假来。

    需要多说一句的是，从小说发展的历史看，小说基调的由“奇”向“真”过渡，实际上也是中国小说进化的表征。

    二、从作品的风格说。英雄传奇、侠义、神魔小说描写的人物，尤其是主人公，多系超人、神怪，书中的事物，也多是超现实的，与世俗社会、普通人生本就完全不同；历史演义所写则是远离现实的过去，书中的主人公虽曾在历史上活跃过，但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汰洗，世俗的平凡人生早已褪色，存留下来的呢便多是与军国大事相联的宏图大业，主人公本身似乎也远离了人间烟火；公案小说虽然比上面所说的各种小说更贴近现实，但中国的公案小说，尤其是早期的公案小说，官员断案、破案多靠神灵启示，或者是一种偶然机会，这神灵和偶然便代表着一股冥冥中的巨力，而能与神灵沟通的官员，实际也具有超人的性质，最典型的莫如那个包公。宋元市人小说中的《三现身包龙图断案》，小说先是写被害人的鬼魂三次在丫鬟迎儿面前现身，并递给她写有“要知三更事，掇开火下水”的字条；后来又托梦给包公，于是包公用拆字、猜谜的方法，参破了被害人尸体的藏匿处，或得了证据，这才将案子破了。而后来的包公小说，甚至神化包公，说他日断阳间事，夜断阴间事。上述这些小说的内容特点，决定了上述各类小说的艺术风格。从总体来说，这些小说的风格多显得雄浑豪壮，如大江大河汹涌澎湃。《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杨家将》《三侠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等，没有一部不是这样。世情小说却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有那些丰功伟业，它们叙写的是平凡的人生，作品多像溪流小湖，虽不无波澜，但较少那种大开大阖的气势，体现出来的是俊逸、细腻的特点。

    三、从形象的塑造说。由于题材内容上的不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很有些不同的特点：历史演义、神魔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等，多采用粗线条勾勒的方法；世情小说则多细致描绘，层面也更为复杂丰富。中国的小说和小说理论，受绘画和画论、戏曲和戏曲理论的影响相当大，因此，中国的小说，很多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外形描摹而特别重视传神写意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历史演义、神魔、侠义小说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世情小说则虽也重传神、写意，相比较而言，却不过分轻视造形。而且，历史演义、神魔、侠义小说中的人，其人性更多地体现于“社会性”之中，尤其是历史演义体的小说，人性的政治、伦理属性更见浓重。世情小说中的人物，人性中则明显地有较多的“自然性”，体现为一种政治性、伦理性和人的“本能性”的胶着融合。因此，历史演义等体裁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呈现出来的共性较多，有一段时期，研究界有过一场《三国演义》人物是类型化还是典型化的论争，引发这场论争的深层原因其实就在这里。而世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其个性化的色彩便明显浓烈些。

    我们当然不能说世情小说的这些艺术特点就比其他小说的高明，但若要说世情小说的这些艺术特点的出现，从整体上看，也是中国小说史的一个进步，却无疑说出了部分事实。

    《金瓶梅》《姑妄言》《红楼梦》明显都具有世情小说的这些特点。《金瓶梅》的出现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进步的一个表征呢？我想，是完全可以的。

    在中国的小说史上，世情小说从出现到成熟总是比其他的小说要慢半拍。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已经蔚为大观，真正的写人情世态的小说实际还没有出现；到元末明初，历史演义体小说出现了《三国演义》，英雄传奇体小说出现了《水浒传》，各自迎来了自己的高潮期作品，稍后神魔小说也迎来了自己的高峰期作品――《西游记》，但世情小说的第一个高峰却迟至万历十到十五年间方才面世，出了《金瓶梅》这样的作品。《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出现，都有一个预备期作为铺垫――先后在宋元的勾栏瓦舍中由说书艺人讲说过，出现过《三国志平话》《宣和遗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等等市人小说，《金瓶梅》却没有，它很像是一座突兀而现的高峰。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在《金瓶梅》这部书出来之前，中国的小说史上就没有世情小说出现。有的，比如说，唐人传奇里的那些写读书人与贵族小姐、高级妓女恋情的小说，像《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等；又比如，宋元市人小说里的那些世情篇章，像《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刎颈鸳鸯会》等；就是文言小说里，也有同样以人名命名书名的《娇红记》以及在文言小说中比较少见的色情描写成分不轻的《三妙传》等等。但等我看过《金瓶梅》之后，我就不禁想起了伟大诗人杜甫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很有点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了。我相信大家如果对中国的世情小说史有一定的了解，也一定会产生这种感觉的。把《金瓶梅》放在中国世情小说史的长河中去考察，我觉得，是应该给它以很高的评价的。拿《金瓶梅》和在它之前出现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相比，我们当然不能笼统地说哪一部小说比哪一部小说好，说它们各有千秋，各擅胜场，而在贴近现实方面，《金瓶梅》更胜一筹，这也应该是事实。如果拿它和当时的其它小说比较，则它更是佼佼者，鲁迅先生就说过：“一时说部，无以上之”的话。听说有专家对《金瓶梅》的评价不高，他自然有他的道理。但如果他能站在这样的立场去看问题，相信这位专家对于我的这一观点也一定会认同的。